红色 - 矿区记忆

在民族的记忆中，在时间的长河里，一切当下的存在都内涵源头的存在，全部现今的史实都集成过往的史实。《红色·矿区记忆》，定然亦有可以铺陈开来的序章——

在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故居的西邻，有一处宛若江南园林又如古典庄园的所在，这便是阡陌通幽，德、日式建筑成群的山东能源淄博矿业集团公司机关总部，习惯上人们称之为“大院”。在“大院”内一栋德式两层楼建筑的南侧，一字并排立有三通标记市、省、国务院不同级别文保单位的石碑，上书“德日侵华遗迹”或“德日建筑群”，时代意味俨然。从“大院”东南侧边界正南直线距离不足百米，在一条极具年代感的街弄口，立有上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淄川炭矿工会旧址”“大革命时期中共淄博支部旧址”的两通石碑，路过的人不免驻足留心多看上几眼。矿区的企业之歌《辉煌共百年》唱道：“泰山以北黄河南，好一座大矿山，几代人的血汗几辈人的心，辉煌共百年。最早的火种在这里点燃，最美的青春在这里锤炼……雄心烈酒铁肝胆，凤凰飞九天。”此地之所以拥有这等历史遗存，且承载着远在百年之外的红色记忆，要把这些概略地讲清楚，还须从头说起。

一

在历史的斑驳和岁月的沉淀中，只要足够沉着和用心，我们总能梳理出更多泯灭不掉的陈迹。面对这些，我们不只会发出一声叹息，更会一声呐喊，奋力前行！

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也逐步改变了淄博矿区的命运。

“淄博”是淄川与博山两个独立辖区的合称。淄博矿区位于山东省中部，地跨淄博和济南两市。矿区内包括淄博、济（南）东两个煤田，总面积近2000平方公里，是我国重要产煤基地之一。

中国对煤炭的认识很早，不同历史时期对煤炭的称谓大有差异。先秦时是叫“涅石”或“石涅”，宋时称“黑炭”、“石炭”或“石薪”。“煤”字开始有了煤炭的含义，最早出现在南宋，时人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下中有“石炭即煤”的注解。“煤炭”的概念出现在人们的口语和书籍里，则是到了明代的事了。

淄博煤炭业开发始于唐末，发展于宋金。据考古发掘，早在南北朝时期，淄川“寨里窑”就以烧造青釉瓷开创淄博瓷器之先河，为中国北方最早生产青瓷的产地。至北宋·熙宁年间，淄川“磁村窑”明显用煤作燃料来烧造白釉瓷。明清时期，煤炭已经广泛应用于琉璃、冶金、硝磺等手工业，推动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青石山竖石岭，不是炭就是硔”“打开黉山（在矿区腹地），没有穷汉”的当地民谣，反映了淄博矿区煤炭储藏的丰富程度和时人对获取煤炭的强烈利益诉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据专业勘察和调查，仅在淄川、博山两地就存在古井3122个，其中唐代22个，明代22个，有百年以上历史的煤窑2075个。上千座煤窑在比邻的两个县域内星罗棋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与安源、开滦、焦作齐名的中国“四大煤矿区”之一。由于开采历史久远，加之煤炭业的特殊性，坐落在淄博矿区内的天台山上至今仍建有“煤神庙”，博山民间供奉的煤神叫“黑山爷爷”，淄川民间供奉的煤神叫“石炭爷”。而在矿区的南北两极，还分别立有建于明代的“炉神庙”、“炉神姑庙”，亦让人联想到煤炭燃起的炉火。清康熙四年（1665年）著名学者、博山人孙廷铨所著《颜山杂记·石炭篇》，则记述了明末清初淄博地区在地质、凿井、采煤、通风和煤炭利用等方面的技术状况，是中国煤炭科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这是淄博历代矿工劳动、智慧和血汗的结晶。

人类历史自身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上的必然性，但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亦有人力因素造成的偶然性。设若地球上第一个村庄中的我，清晨出门遇见了张三，这个遇见张三是具有偶然性的，而我会遇见什么人则是必然性的。

时光推进到十九世纪中叶。以“电气时代”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发展，欧美、日本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大大加强，垄断组织应运而生，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工业资源特别是煤炭等矿产资源的狂潮迭起，促进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和形成。随着列强垄断组织的激烈竞争，资本输出日益增大，海外殖民掠夺更加剧烈。正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成为列强瓜分势力范围、掠夺经济资源的鲸吞目标。

此时，一个名叫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33--1905）的德国人在中国的出现和活动，与此后淄博矿区的境遇乃至中国的时局产生了因果上的关联。

1859年被认为是中德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普鲁士政府决定派遣外交使团前往东亚，意图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缔结商约。由于使命特殊，该使团配备有三艘军舰和一批年轻海军士官。这个打算用炮舰和清王朝讨价还价的高级外交使团，实际上混杂着帝国赋予的外交和经济表象之外的各种使命。其中一项，即是效仿英国成例，在中国获得一块类似香港的商港和海军锚地。而26岁的李希霍芬作为攸关选址的地理、地质学家进入了使团，也当然地成为秘密勘测选址的“天选之子”。1861年春，普鲁士外交使团抵达上海，李希霍芬也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但当时由于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他仅困居于上海，实际上未能在内地进行任何考察活动。1863年到1868年间，李希霍芬去往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做了大量的地质勘查活动，他的研究间接导致了美国西部的“淘金热”，并使他在同行和投资者中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利益所驱，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加利福尼亚的银行家们，出于发现商业机会的盘算，表示愿意资助李希霍芬进行对华考察活动，并约定由加利福尼亚银行资助其中国之行；从上海登岸后，由上海欧美商会对其提供旅华4年的经费。1868年下半年，李希霍芬如愿再次来华进行实地地理、地质考察。他以上海作为基地精心设计了七条考察路线，在1868年--1872年的4年间，其足迹遍及当时中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考察范围北抵辽宁沈阳，西到四川成都，南到广州（包括香港），东到舟山群岛，时间之长、地点之多、范围之广，均非同时代甚至是现今欧洲人所能及。李希霍芬从上海欧美商会获得资助的条件是，对所考察地区获取的地理和地质资料、物产、人口、交通、风土人情、经济特别是煤矿资源等，须及时用英文向商会作专题报告。从而凸显出李希霍芬此次来华进行考察的目的和背景。

1869年3月13日，李希霍芬携比利时管家斯普林盖特和中国侍从阿峰，循所设计的第三条考察路线，从上海乘汽船前往镇江，沿大运河进入扬州，经过高邮、淮安府，弃船登陆，到达江苏宿迁。28日，他从郯城饮马庄进入山东，在3月底到5月上旬的较短时间里，集中考察了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芝罘（烟台）等地。李希霍芬于1869年4月中旬到达了博山，从而进入淄博矿区。

考察途中，李希霍芬的脖子上总是用绳子挂着一支长长的铅笔，以方便随手以绘画的形式将自己一路上的见识记录下来。

今天的我们可以想象，李希霍芬在淄博矿区或边走边看、或停下思量眼前的景象时，透出的是一种怎样的惊讶与狂喜的心情，以至其考察日记的文字记录也掩饰不住，且极其形象和极具画面感。他写道“到了博山县（Po schan hsien），或者说‘烟囱镇’（Yen scheng tschann），这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大的工业城镇。在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了长长的推车队伍，装载着煤、焦炭、铁器、陶器、烟草、谷物和一些包裹严实的货物。我数了数，一小时内就有65辆装烟煤的车经过”“这里的生活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所有人都在干活，不停运转。”在考察博山、淄川的煤炭储藏、产量分布时，他写道：“博山有丰富的优良煤炭资源，估计年产量约15万吨，推测博山煤田储量在8.5亿吨，对于中国煤矿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的产量。”在此时的李希霍芬眼中，山东半岛以西的广大腹地已是“宛如一条飘逸的黑绸带，上面缀满乌黑闪亮的煤和铁。” 博山当地的一些商人也拜访了李希霍芬，他与这些商人进行过广泛的交谈，这或许就是博山或淄博矿区与欧洲最早的对话了。李希霍芬于4月19日离开博山，经由张店、青州、潍县、莱州，到达芝罘。然后渡海到奉天、本溪湖至盛京府、山海关、直隶永平府、滦州、通州，于7月19日到达北京，结束其在中国的第三次远征考察活动。1872年，李希霍芬完成既定的在中国的全部考察活动后返回德国，在普鲁士政府支持下，集中精力整理和撰写他在中国地理、地质考察专著，历时35年，由其自己亲撰或在其去世后由他的学生等主编，完成了共五卷本宏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简称《中国》）。

有意思的是，李希霍芬虽然是拿着上海欧美商会的银子出行，但把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强大视为最高理想的他，在向“东家”汇报工作时还是不露声色地留了一手——隐瞒了一些他认为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信息或观点，比如山东胶州湾的重要战略地位。

客观来看，李希霍芬对后世我国地理、地质学的发展有不小贡献，以至中国近代地质学创始人翁文灏认为“中国的地质学是建筑在由李希霍芬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的”，称其为“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基于实地考察，李希霍芬创立了解释黄土高原成因的“风成说”，第一个发明了“震旦系”、“五台系”等解释中国的地质术语，国人至今耳熟能详的“丝绸之路”概念由他首次提出，指出了罗布泊的地理位置及楼兰遗址，“山东半岛”地理范围也是他首次界定，至今西方地理学界仍用“李希霍芬山脊”来命名甘肃祁连山脉。

然而，事实上李希霍芬始终没有忘记他当初到中国来所负有的秘密使命，特别是淄博矿区煤炭富藏和往东300公里胶州湾良港的发现，他势必生出“使命”完成的成就感和青史留名的自豪感。1877年，李希霍芬在向德国政府提交的《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报告中，第一次强调了胶州湾的优越地理位置，并渲染可以在胶州湾建筑港口的观点。他提出，山东腹地平坦，而且有大量煤炭和壮劳力，正适合修铁路，如果德国在胶州湾建一个港口，再与铁路相连，来一个海陆联运，就可以将山东、山西的煤炭，华北的棉花和铁矿运出中国。同时，再拿下铁路沿线的建设和采矿权，利用当地的煤炭等资源，发展工商业，这样德国就能独霸山东，然后再进军中国核心腹地，即：“欲控制中国，必先控制山东，欲控制山东，必先控制胶州湾”。尽管这一报告受到时任宰相俾斯麦的冷落，但作为德国在东亚海军站的候选地，胶州湾首次走进西方的视野。五年后，李希霍芬在出版的《中国》第二卷中进一步发表了对胶州湾“未来重要性”的看法：“这个海湾可以成为德国的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可以作为未来一个经过扩建的铁道网的滨海终点。”李希霍芬对选择胶州湾作为“军事基地和商港”的双重定位，被时任海军上将梯尔匹茨誉为“德意志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应该说，最早认清李希霍芬本来面目的，不是清政府李鸿章的总理衙门，而是眼光犀利、用文章作“匕首”“投枪”的鲁迅先生。1903年第8期《浙江潮》发表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中，先生慨叹“（李希霍芬）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着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即李氏）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的确，李希霍芬对山东的考察及研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世界政策”和“中国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完全可以说，李希霍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间谍、“帝国主义的先遣特务”，是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的始作俑者、德国侵占淄博矿区的第一推手。

二

羊一旦被狼盯上，迟早落入其口。

其实，德国作为19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世界的后起之秀，更加觊觎在东方市场广袤的中国。1890年，在德国实施稳健“大陆政策”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下台，刚愎自用的德皇威廉二世开启德国的“世界政策”“中国策”新进程。尤其甲午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侵略势力的膨胀严重损害了俄国在东北的利权，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俄、德、法三国联合起来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三国干涉还辽”，俄、德、法就以“功臣”自居，要求清政府给予相应的政治、经济利权。但随着俄国在东北、法国在西南的扩张，德国仍然没有在中国获得一立足之地。

这时，沉寂多年的李希霍芬及其关于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考察的报告与著作重新被“打捞”上来，成为激发德国在远东攫取基地、扩张势力最重要的参考。而实际上，李希霍芬一直被德国海军部奉为诠释基地“选址”的指南。

于是，德国政府多次内部密谋或公然向中国要求割让一块海军基地或“借地储煤”，但均遭到清政府的婉拒。德皇威廉二世则认准“只有武力才是他们唯一懂得的语言”。为了给自己入侵中国提供便利，德国事先同俄国进行了磋商，力求侵占胶州湾时得到俄国的支持，并在各自利益之下达成了私下谅解。至此，德国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占领胶州湾即今天的青岛，便只差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绝佳机会。

恰在这个当口，便发生了既记载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英勇史迹，也饱含着外来侵略的欺凌和耻辱的“巨野教案”。

明清之际,在我国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天主教尤其是耶稣会传教士充当了其中的主角。他们为了传教的需要, 一方面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但是，“无利不起早”，单是手拿《圣经》式的“武力”十字架传教，因为封建政府的限制，在当时并行不通，他们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无非是为传教营建一个“隐身”可行的环境，进而楔入其宗教思想、争取徒众，以“教化”之名行愚弄之实，甚至为非乡里。

清光绪十六年(1890)，德国夺得法国在山东传教的护教权，开始在山东进行传教活动。巨野县磨盘张家庄（今名北张庄）教堂，德国天主教神父薛田资(1869―1928)，在当地发展教会势力，唆使教徒欺压平民，激起公愤。

1897年11月1日下午，分别在阳谷和曹州郓城一带传教的德国天主教神父能方济和韩·理加略，来到张家庄参加天主教的例会“诸圣瞻礼”。因能方济和韩·理加略是来客，薛田资就把自己的寝室让给两人住，自己住于门房里。当晚，天空阴云密布，小雨淅沥，约11时当地大刀会会员和民众二三十人手持利器潜入教堂杀死了“替死鬼”能、韩二人，门房里的薛田资听到动静后发现情况不妙，仓惶逃往济宁，电告德国驻华大使并转德国政府。

这时的威廉二世，不光庆幸终于寻到了占领胶州湾的理由和借口，而且瞄准了经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北洋海军荡然无存、海防力量几近崩溃、对日赔款国力又衰、国民精神士气极度受挫的天赐良机。

11月6日，威廉二世指示德国外交部，如果中国政府不对“巨野教案”给予巨额赔款，并立即追缉严办凶手，就派舰队占领胶州湾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并谕令驻扎在中国上海吴淞的棣立斯海军上将，要他率领全部军舰驶往胶州，占领合适地点，用任何方式进行勒索。

清政府饬令山东巡抚李秉衡迅速捕捉凶手，以防止事态扩大，然而无济于事。10日，棣立斯海军上将率领“德皇号”、“威廉亲王号”、“鸬鹚号”三艘巡洋舰驶出吴淞口，13日抵达胶州湾。

棣立斯向舰队发出了占领胶州湾的命令。为掩护侵略行动，且达兵不血刃，棣立斯先派几名军官登陆，拜访登州总兵章高元，诡称进行军事演习。14日，德军五百人组成的陆战队，乘快艇登上青岛栈桥。章高元的守军共三营一千五百人，毫无戒备地看着德军从总兵衙门前穿过。直到德军顺利地占领了清军军械库、弹药库、俯瞰炮台的高地和可以炮轰总兵衙门的地点，向清军发出限三小时全部撤退的通牒，章高元这才如梦初醒。在德军逼迫下，章高元率领部队移驻青岛山后的四方村一带。棣立斯召集陆战队员训话，宣布占领胶州湾及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

至此，章高元急忙向上电请如何处置事态，虽有李秉衡力主强硬，指出德国“衅已构成，非力战不可”并具体安排了调兵计划。但是，清政府则认为，德国此时的行动只是藉于巨野一案，不至于因此开仗动武，我方绝不可先行开炮授人以柄。然而德军得寸进尺，继续逼迫章高元退兵，并在各山口挖沟架炮，声称16日下午3时进攻。章高元无奈，再次退兵沧口。

“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实力碾压一切。在清政府看来，德国军队是一支兵精械利甲于欧洲的部队。而自己淮军的新式操练更是采用德国陆军操典，北洋海军的主力军舰也主要购自德国。在以往中德交往中，又从未发生武力冲突。所以对德国在胶州湾的横行霸道，既感到震惊，也觉得恐惧。同时，德国为进一步向清廷施压和威慑，则继续显示其强硬立场，派德皇胞弟亨利亲王率领第二舰队前往中国。

在德国的军事威逼迫使之下，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内容涉及将胶州湾及南北两岸陆地租给德国，租借期以99年为限；允许德国在山东修建铁路并同意其在铁路两侧30华里内开矿；赔银20万两等。自此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正如当时日本《外交时报》所称:华政府于山东一举一动，皆受德人指使，似满洲之实权归俄人掌握。彼山东之实权，亦将归诸德人矣。

回顾这段历史，纵然外交要灵活，政治也要讲现实，但有一些原则不能放弃，有一些底线不容突破，这个原则和底线就是国家利益！

2700年前的山东人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德国强占胶州湾，推动了西方各国在华强占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多米诺骨牌，中国的半殖民地危机更为深重。自主发展、自给自足、自安平静的淄博矿区，也随即陷入48个春秋的外族统治和压榨。

三

在德国侵略者踏上淄博这片土地的3000多年前，这里的工商文明就已初具规模。齐太公姜子牙首封于淄博，倡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两汉时期，淄博所辖临淄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聚集地和全国重要的手工业发展中心之一。明清时期，淄博所辖周村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丝绸供货地和外销地，位列四大“旱码头”之一，淄博所辖博山则以陶瓷琉璃遐迩闻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对煤炭需求的刺激，从农耕生产中分离出来的工商业人数越来越多和集中，淄博矿区的煤炭业工人也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德国入侵前后，淄博从事煤炭业工人总数已达4000余人。

“人”是一切的根源。

对攫取煤炭资源的迫不及待，促使德人几近疯狂地迅速实施“筑路圈地”战略。而这一切又似乎完全依仗了李希霍芬当年的“总策划”。同时，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胶澳租界条约》关于德国可在山东修建铁路并可在“铁路两侧30华里内开矿”的条款设定，则是德人“迂路以就矿”的计中计。因为单纯胶济铁路这条干线，淄博矿区的藏煤核心区域“圈”不到这30华里之内，必须得分岔出支方能“圈”入其中。

于是，德人由东向西沿青岛、济南一线和在淄博矿区范围内从北到南沿张店、博山一线，开启了探矿、开矿与筑路的“齐头并进”——

条约签定后的同年即1898年冬，德国政府即派出专业队伍，在淄博矿区勘探新旧煤井数百座，并绘制三万分之一的煤田地质图。

1899年6月胶济铁路开始勘探，9月23日开始动工修建。10月，成立山东矿山公司（即德华矿务公司。1913年1月与山东铁道公司合并，称山东路矿公司），经理米海里斯。

1903年9月，胶济铁路铺轨过矿区内的淄川境。同时，修筑起始张店，过境淄川，终点博山的张博支线，从而圆了德人“铁路两侧30华里内开矿”的“醉翁之梦”。

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全长398.06公里；15日张博支线通车，全长38.87公里；同时，修筑从淄川三里沟到洪山的运煤铁路支线，全长6.5公里。

当月，德华矿务公司在淄川县城东7里大荒地（洪山，现先河公司老厂区内）开凿淄川竖井，1909年11月完工，从而在矿区建立第一个煤矿——淄川煤矿。此时，该煤矿有德人职员20人，中国工人1750名。

1906年3月，德华矿务公司在淄川竖井东北450米处，开凿第二口井“海特尔井”，即“北大井”。

1910年11月，德人在淄川开凿“马尔他”井，1912年4月17日建成。

是年，山东路矿公司矿山部煤炭销售利润达114.14万马克，其中淄川煤矿占四分之三。德人统治淄博矿区17年间，掠夺淄博煤炭150余万吨。

……

对外族“入主”家园的行径描述是粗略的，但深思其境，则针髓扎心；统计数据是冰冷的，但步入其里，则水深火热。

——他们几乎与建矿、筑路同步，在淄川煤矿比邻及周边依欧式风格建起了德人居住的宿舍、式样各异的办公楼宇、俱乐部；并在俯瞰四方和整个淄川城的制高点上，筑起了今天仍保存完好的炮楼等。

——他们滥伤滥杀无辜，肆意欺凌当地百姓。仅有史可查的：德人以游猎为名，开枪打死淄川马家庄村民的牲畜；无故枪伤淄川马家庄村民乔正禄；无故毒打昆仑镇一村民；无故开枪打死马家庄村民李佐彬的五岁孙女……

——他们的罪恶行径引起当地民众的愤然抗争。马家村附近6个村庄的民众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昆仑附近27个村庄的民众联合组成“共和社”，同前来镇压的官兵相抗；淄川煤矿举行罢工斗争，反对德帝压迫，参加者六七百人。另据史料记载，因德国人在铁路沿线肆无忌惮占领农田、强行迁坟移舍的行为彻底触怒中国百姓而暴发的“高密抗路事件”，数以千计的乡民聚集起来，阻挠铁路修建。不久 ，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派兵镇压，至死伤村民百余名。此后，高密108个村的民众揭竿而起，反抗斗争持续了一年有余。

定格在岁月纸笺上的历史，有些我们不忍揭开，但又不能不揭开、不能不重温；揭开是因为不曾忘记，重温是为了思索和打磨，让心性里有“刚”、令风骨中着“强”。

1914年，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进行的世界规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在欧洲爆发，作为核心参战国之一的德国无暇东顾。战前就对德国统治下的青岛虎视眈眈的日本，认为“渔翁得利”出兵山东和青岛的时机已到,于是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制定进攻青岛的作战方案。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必须立即撤退在日本及中国海上的一切德国军队，并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地交付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23日，日本正式对德宣战。日军分两路向山东进兵，分别于9月3日和18日从龙口、崂山仰口湾登陆。10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

这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因慑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不敢得罪交战的任何一方，于是宣布中立，并划出一定区域作为日德交战区，中国军队不加干涉。从龙口登陆的日军长驱直入,过平度、抵即墨、到胶州,沿途抢占民房,强购物品,伤毙人命,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日军很快占据了潍县,并沿胶济铁路迅速向西挺进，占领济南车站。日军将铁路全线及其附近各机关全部占领后，沿途驻守日军,路员也渐换日人。几乎与日军攻取青岛同时，10月初，日本财团大仓组工作人员进入淄川煤矿；12日，日军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官兵7名占领淄川煤矿，进而开始了对淄博矿区的军事统治和长达31年的殖民掠夺。

一个民族的命运如若被异族所左右，必定是非人的境况。日帝之与德帝对淄博矿区的奴役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淄博矿务局志》，中日合办鲁大公司淄川煤矿制定《矿工服务规则》，强令矿工遵守其苛刻的条令，动辄扣上“违规”的罪名施以扣工资、开除、鞭打等处罚。“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派守备队、宪兵队、矿警队进驻淄博矿区，在各矿修筑碉堡、铁丝网，实行法西斯统治。矿工进矿门要向日本兵和矿警鞠躬，并忍受其污辱性的搜身，稍有触犯便被抓进刑讯室。刑讯室里有皮带打、压杠子、烙铁烙、刺刀穿、狼狗嘶、坐老虎凳、灌肥皂水、枪杀、砍头、活埋、挖心等30多种酷刑，许多矿工被罗织罪名残遭杀害。自1941年秋，在日本驻华军特机关的授意下，为“强征劳工，强化增产”，中日合办鲁大公司淄川煤矿、日营山东矿业公司黑山采炭所设立10余处劳工窝铺。由天津、河北、河南、江苏、济南、潍县、沂水、淄博等地抓骗、强征劳工2000多人。仅淄川煤矿就建立鲁大庄（后称“新民村”）、鲁兴庄、鲁新庄、大和庄等4处劳工窝铺。以“新民村”为例，高压电网、围墙炮楼、荷枪实弹看守，夏天蚊虫叮咬、冬天风雪呼号，俨然人间地狱，直到现在这里仍能见着惨死劳工的白骨。史料记载，“新民村”的劳工有640多人，其中，从各地抓骗来的童工150多人；从附近村庄强征来的农民100多人；日军从济南监狱押来的国民党51军和八路军、民兵战俘390多人。可想而知这些劳工在窝铺内的非人遭遇。有的逃跑被抓回后打死、踢到电网上电死，病中被强迫下井拉煤逼死，半死不活不能下井拉煤了被扔进“万人沟”活埋闷死……1945年2月，“新民村”被八路军解放时，150多名劳工脱离了虎口，而近500名劳工被日本侵略军残害致死！

1997年7月1日，董建华先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上的讲话中说，“中华民族近代历史的荣辱兴衰，值得我们铭记：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可贵的是， 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一个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我谨代表所有香港同胞，向所有为此作出贡献的中华儿女，献上深深的敬意和感激。”每读此句，常令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泪湿满襟。

四

同一棵树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异曲同工”的命题之下，又包含着多少个中滋味。

与内部原始资本积累催生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不同，以列强军事入侵为先导的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成为开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催化剂”。

在山东，由德国侵略者修建而成的连接省内济南、青岛两大核心城市的胶济铁路，客观上拉开了山东多地近代工业发展的大幕。综而言之，胶济铁路将山东内地与海外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对传统的、封闭的内地形成重大和深远影响，使近代山东在经济格局、城市兴衰、农业结构、产业转型、商品进出口等领域产生了巨变，引擎山东进入重要的经济转型期，迈开了近代工业化的步子。

在淄博，随着清廷宣布包括周村在内的胶济铁路沿线“三地”开埠通商，推动了淄博商业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贾之盛，实超过济南，而为全省之冠”的局面。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和“振兴实业”的呼声，也促进了淄博的多业发展。商业、轻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矿业工人队伍进一步扩大，一批近代学校应运而生。

在淄博矿区，除了过境的胶济铁路和境内的张博支线，与胶济铁路同年由德国人建立的山东第一个火电厂——洪山电厂建成运行，煤矿的机器化生产程度和产能进一步提高。同时，在德、日外国资本的加持、刺激之下，一批地主资产者、民族资产者、官僚资产者，或自办自营公司开矿、或与德日公司“合作”开矿、买卖煤炭，一时大小矿井蜂起、公司林立。相应地，幅员广大的矿区内的自然经济体系深度被打破，受雇于内外商人投身煤炭业的当地农民或半工半农、亦工亦农人员渐次增多,形成了人数规模较大的工人无产者队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淄博的工矿企业多达140多家，产业工人超过3万人，淄博矿区工人达到10000多人。

日历回翻到日、德“青岛之役”。

日本对德宣战攻打占领青岛的德军并获胜，这是一战时期发生在远东地区的唯一一役。然而，日本之所以参与一战，其真实动机就是要乘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扩张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甚至进而独霸中国。果然，1915年1月，日本直接向袁世凯亦即向中国政府正式递交了“实质是要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并最终于是年5月正式签订。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见诸报端、中日双方交涉，直到正式签订的五个月时间里，全国各界和群众的反对声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青年学生尤为悲愤，有的愤而自杀、有的血书明志。反日运动还从国内扩展到了海外华人。

日历前翻到一战结束后于1919年1至6月间召开的“巴黎和会”。

所谓“和会”，是帝国主义国家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会议，实质是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脏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本来是处置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却使深怀居心的日本在英、法、美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合法化地夺取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尽管在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浪潮冲击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但前有卖国的“二十一条”，今又国家主权受到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人的感情和尊严受到极大创伤。

不再沉默，必定暴发！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浪潮，便是彪炳史册的、伟大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

“五四运动”导火索主要源于山东问题，而山东问题主要则是青岛问题和胶济铁路问题。举国一致要求收回山东权益和青岛主权。

青年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淄博的“五四”爱国运动始于在外求学的青年学子。

1919年4月20日，山东省暨济南各界10余万人隆重举行“山东国民请愿大会”,强烈抗议不平等条约,还我山东主权。会后,在济南一师、济南一中读书的淄博进步青年纷纷回到家乡,联合当地学生,展开维护国家尊严的宣传活动。

青春热血“燃爆”了爱国情怀。张店的江西道、营子寺等高等小学，桓台师生及工商界人士，周村长山中学和周村文昌阁高等小学的师生、周村丝绸工人及各界代表，各地均有数百人或进行爱国演讲、示威游行，或抵制清查焚烧日货等。淄博矿区腹地的淄川、博山得知北京“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淄川高等小学的300多名师生举行集会宣扬爱国运动，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当地群众自发设立茶饭招待一条路,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博山颜山中学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印发了大量传单,激发、激励了全城人民的爱国热情。博山农业学校、第一高等小学师生联合各界1000余人游行示威,散发传单,组织演出演讲活动。6月3日,博山各界人士集会,开展城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

地域广大的淄博矿区内，城乡交叉、工农交叉。尽管矿区煤矿工人每日长时间、重体力劳作在暗无天日的“黑窟窿”里，但总会有与居住地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尽管我们手上没有清晰记载矿区煤矿工人直接参与到当地“五四”运动中去的资料，但凡“胶济铁路”问题，就脱不开煤炭资源问题、矿权问题，也就脱不开淄博矿区，且有铁路客运、商贾往来、学生运动，跨越了时代的淄博矿区煤矿工人不可能接触不到或感受不到新思想、新文化的风暴。而实际上，早在1918年，淄川煤矿就有机械工人许鸿宾、杨成斋等为首，在附近的马家庄组织成立了“工人机器图算学校”，在青年工人中传播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往后不远的事实证明，矿区煤矿工人队伍中已不乏思想解放的先进分子。

熬过了“长夜难明赤县天”，必定迎来“一唱雄鸡天下白”。

“五四”运动及贯穿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飘过白山黑水、从世界的不同角落传到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志士仁人、民族脊梁有了自己的“主义”。

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在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成为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先锋。一个永远铭记的日子——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

党的“一大”纲领鲜明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亦即确定了党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

公元前985年至977年，周朝的第五任天子周昭王先后三次率领大军，徒步越千公里从镐京即现今的西安南征荆楚，意在夺取湖北大冶铜绿山的铜矿战略资源。在“青铜时代”，所有的兵器制造无一不用青铜，所有的家居用品也是青铜制造，没有青铜基本上无法生存。那时，“铜矿”是一种堪比现代石油一样的重要战略物资。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进入“电气时代”之后，“煤矿”无可替代地成为工业发展、国家和民族强盛的战略资源，煤炭成为“工业的粮食”。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1921年4月，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王复元，介绍其兄王用章到博山沙顶子煤矿干机工。5月，王用章在矿区工人中散发《济南劳动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

党的“一大”召开之后，拥有超过一万多名煤矿工人的淄博矿区，理所当然地成为党宣传自己的主义主张、组织工人阶级、指导和领导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

艰苦卓绝的征途需要回望，更重要的是坚定地朝着前方的目标戮力勇进；苦难中的辉煌可以演绎，更关键的是紧密团结去创造新的奇迹！

上世纪九十年代，长春电影制片厂在矿区“大院”拍摄反映抗战故事的影片《以血还血》，其中一场打斗戏是在行政办公楼内拍摄。在“大院”所有德、日式建筑当中，这栋楼建得最晚，据说建成后尚未投入使用，日本便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华儿女的浴血奋战、奋勇抗击中投降。

《孙子兵法·军形篇》：“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星火曙光，初心使命，责任担当。淄博矿区的命运走向，自此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部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