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最终有五种结局。一直参与革命并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有两人：毛泽东、董必武。革命斗争中牺牲四人：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被敌人杀害，王尽美病故，也算是烈士。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的两人：李达曾经脱党，后来又再度入党；李汉俊曾经脱党，但是解放后回来了。从“一大”代表到脱离革命走向对立面，再到寻找组织、迷途知返的两人：刘仁静和包惠僧，当然他们不能再重新入党了。叛党变成反革命的三人：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而陈公博、周佛海成了汉奸。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这些人都没有想到将来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这些不同观念的人以一种学术研讨的形式参加了党的建设。1982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读研时曾访问过当时唯一在世的“一大”代表刘仁静。我问他，为什么您当了“一大”代表？他说，当时只是说要开个会，李大钊有事儿离不开，罗章龙和邓中夏又很忙，就让我和张国焘去了，我根本没想到那是那么重要的一次会。那时，就像在茫茫黑夜之中，50多个知识分子，选出10多个代表开一个会，将来的前景怎样谁能想到？那时他们确实没有感到他们从事的将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事业。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的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中共“一大”理所当然地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这里，对近年来学界关于“一大”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作以简述。
中共“一大”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召开的吗？
对于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以往学术界根据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的回忆认为，马林来华之前国内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所以“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有关。还有学者提出，尼克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针对以上说法，最近有学者予以了否定，并认为中共“一大”的发起者更不可能是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是自行筹备召开的。虽然在名义上马林协助尼克尔斯基，完成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但在全局性的工作中，马林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另外从两人的经历来看，马林赴华时已经拥有了在东方殖民地工作的丰富经验了，这一点远非尼克尔斯基所能比。所以不难理解马林在实际工作中对中共的早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尼克尔斯基来华身份与中共“一大”的召开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所以，中共“一大”的召开，既不是马林的建议，更不是尼克尔斯基建议召开的。
中共“一大”的开幕仪式是在哪里举行的？
党的“一大”会议召开的主要地点是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哥哥)家里，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嘉兴南湖召开，这些在学术界本来已是共识，没有异议。但是，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博文女校也是“一大”的会址之一。他们的依据是：陈潭秋在1936年《共产国际》上著文：“7月底大会开幕了……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张国焘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们交流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课堂。”这些都说明了“一大”开幕于博文女校。另外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记载推出：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和第二次会议都在博文女校召开，分别是7月23日和7月24日，之后休会起草文件占用两天，第五天才转到李汉俊哥哥家继续开会。不过，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包惠僧究竟是不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史学界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有争论，主要是12人说和13人说，以往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上。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争论一直比较多，有“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两种主要说法。“正式代表”说中又分为三种：一是“湖北代表”说，这种说法主要见之“一大”代表张国焘的回忆，在学术界持这一说法的基本没有。二是“广东代表”说，在“一大”代表中，周佛海、陈潭秋、董必武及包惠僧本人都持这一说法，在学术界支持这一说法的也比较多。三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说。
“非正式代表”说则有两种说法：一是“串门子”说，出自“一大”代表刘仁静的说法；二是“观察员”说，此说最早出自日本学者小野信尔的《图说中国历史》一书(1977年版)，在中国学者中也有持该说者。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观点比较一致，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广东代表。此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那就是包惠僧是临时中央和陈独秀之间的联络员。有学者认为，包惠僧代表资格争议的原因是没有搞清他的身份，包惠僧不是代表，是陈独秀派往临时中央和向大会组织者汇报说明情况的使者。
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何叔衡是中共湖南早期组织选出的中共“一大”代表，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一大”？这是有一定探讨余地的问题。提出这一说法的最早是“一大”代表张国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学者认同这一说法。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这一说法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反响，在一些有关中共“一大”研究综述的文章中甚至都没有提及这种观点。进入新世纪后，又有学者根据陈公博1924年回忆、党的“六大”上绘制的“一大”代表名单、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复信、《毛泽东自述》、《谢觉哉的日记》以及其他“一大”代表的回忆等十几个方面的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考证，结论是：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
中共“一大”产生的中央机构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对于这一选举产生的机构情况，长期以来党史界根据传统说法认为，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面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一些党史著作基本上也都秉承此种说法。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中共“一大”选出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成立“中央局”。还有学者认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人员均为三人。主要根据是：其一、“一大”党纲与决议的规定。其二、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三、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斯基的通信称代表大会在结束时选出了由四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总部主任就是其中之一。
怎样看待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和身份？
在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中，有两位外国人，即俄国人、共产国际使者尼克尔斯基和荷兰人、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而由列宁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正式驻华代表马林。
长期以来，研究者往往强调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依据主要来自“一大”代表事后的追忆。包惠僧回忆：“中共‘一大’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他到上海之后与李汉俊、张国焘等人商定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会议”。近年有学者撰文客观评价了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认为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并不像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的那么大：“他到上海后，配合尼克尔斯基工作，参与了‘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部分地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会议，并及时识破了闯入会议室的租界暗探的身份，使这次会议得以继续异地举行。会议期间，马林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主要观点并未被多数代表接受”。
而对参加中共“一大”的另外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在“一大”期间的作用如何？研究者一直不是很清楚。“一大”代表包惠僧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而张国焘则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很多党史专著、教科书或者干脆不提尼克尔斯基这个人，或者提及也只是承袭包惠僧或张国焘的说法，而关于尼克尔斯基的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
不仅我国学界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知之不详，即便是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就是缺少此人的档案材料。
近年来，关于尼克尔斯基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俄罗斯和蒙古学者查到了尼克尔斯基的档案，终于将尼克尔斯基的身份给搞清楚了。原来尼克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去的，在尼克尔斯基去中国时担负的任务主要有这么几项：⑴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⑵担负职工国际(更确切地说，是在赤塔设有分会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的职责；⑶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另外，尼克尔斯基照片同时也被发现，弥补了长期以来所有历史书籍和陈列展览中，中共“一大”15位参加者照片不全的缺憾。（来源: 《党史博览》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