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风长吹，夕阳西下，辞职归乡的张载经过一天的风尘，在临潼的一家馆舍住下。当晚，张载就寝时，忽地感觉到一丝异样，他心一惊，但很快又恢复了从容。他知道，虽然距离他的家乡郿县（今陕西眉县）已不远，但他终究看不到等候自己的亲人与弟子了，他不禁将思绪放飞至十五岁那年冬天的艰难时刻……
那一年，张载的父亲张迪病逝在涪州（今重庆涪陵）知州的任上，张载带着五岁的弟弟张戬，与母亲一起护着灵柩，欲跋山涉水归葬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一家人越巴山，过汉中，出褒斜古道，千辛万苦行至郿县横渠，因前方发生了战乱，不得已滞留于此，遂将父柩葬于横渠大镇谷迷狐岭。当时还是少年的张载，没有料到日后自己竟以横渠先生闻名于世，其道出的“横渠四句”也被后世士大夫奉为圭臬。 
张载在父亲墓旁搭起草棚，为父守孝，日以继夜勤奋研学。张载十岁时，即已展现出非凡的气质，识者称其“志气不群”。张载其名，也是源自《周易·坤卦》中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意，所以张载字子厚，这是与其名相呼应的。有趣的是，子厚这个字也与唐代大儒柳宗元一致。
当时，北宋西部边境经常受到西夏侵扰，宋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以换得边境和平。处于边境地带的张载，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此格外关注。为了能保家卫国，张载“少喜谈兵”，有志投笔从戎、收复失地。
庆历元年（1041年），西夏出兵攻占洮西之地（今甘肃一带），形势危急，青年张载豪情勃发，奋笔疾书，写下《边议九条》，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提出不少中肯的建议。他甚至打算联合知兵的朋友，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
不久，张载终于见到仰慕已久的前辈范仲淹，而这一番相逢则改变了张载的人生走向。在延州军府里，张载面对范仲淹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将自己对军事边防的思考与见解倾囊奉上。范仲淹作为一方统帅，不但没有轻视这个年轻人，更“知其远器”，断定这位小友能担大事，能传正道，于是赋予他更重的嘱托，点拨他道：“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非驰骋疆场不好，而是范仲淹认为，张载在传承道统上能有更大的贡献。
张载听取了范仲淹的劝诫，捧着范仲淹赠送的《中庸》，一头扎入经典之中，直至每字每句都咀嚼无数遍，把这本书读厚又读薄，但张载仍不满足，总觉得还有很多答案不甚明了。
于是，张载又“访诸释老”，遍寻佛家、道家、法家之书，长年累月探究其深刻含义，学习了多年，“知无所得”，他陷入了长久的深思，最后，再次返回“六经”，通过这一轮博观约取，为他的学说体系积淀了丰厚的底蕴。不过，一切还需要岁月去酝酿。
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岁的张载赴京应考，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巷，看着鳞次栉比的商铺，张载感慨万千，这里曾是他祖先生活的地方，如今，他以一名外乡人的身份来此，要用腹中的学识证明自己。
张载此次参加的科举考试，被誉为千年科举“龙虎榜”，此榜不仅后来出了九位宰相，还涌现了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及宋代理学大家张载、程颢等，而此次主考官正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们将在不同领域照亮中华文明的星空。
已近不惑之年的张载，褪去了青年的锐气，看起来面容清癯、举止沉静，这源于他对专研学问心得的自信。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宰相文彦博支持，在开封相国寺开坛讲易，一时名动京城。一日，张载遇到程颢、程颐兄弟，若论起来，张载还是二程的表叔，他们相互都久仰大名，自是惺惺相惜，在客栈秉烛夜谈，探讨《周易》的见解，次日，张载对他的听众讲：“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辈可师之。”二程顿时名声大震，由此可见张载虚怀若谷、襟怀坦荡。与此同时，张载并不妄自菲薄，认为已寻得大道：“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思想和学问的真谛，不能只从古书中寻求，还要在实践中探究。张载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今陕西宜川）县令等职，“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做了许多实事好事。
张载推行德政，体恤民情，每月都设酒食款待乡老，征询老百姓对官府的意见，以广开言路，并培育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为云岩县兴办了第一所免费学堂，为穷苦子弟提供了读书机会。他还说服上官在大灾之年取数万军资救济灾民，并创“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展现了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能。
张载曾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便是“民胞物与”的著名主张，张载更是躬身践行者。
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张载，宋神宗在召见时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张载答道：“应以古代为法，德治为本，均土地，解民困。”宋神宗甚为满意，任其为崇文院校书。
当时王安石欲大力推行“新法”，想得到张载支持，张载的想法与苏轼相近，本身并不反对变法，而是觉得不可太急太过，提出不能“教玉人追琢”，但这并不符合王安石一往无前的性格。后来，张载其弟张戬也因反对变法而与王安石产生激烈矛盾，于是张载便辞官回到郿县横渠。
张载近天命之年时，也正是其思想成熟期，他“俯而读，仰而思。直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在书山之中，不仅采摘不已，而且在孜孜灌溉着自己的学说之树。他常对学生表示，天下的富贵，总有穷尽的时候，只有道义取之无穷啊。在长时间的传道授业中，最终创立了具有社会关切和务实取向的“关学”。
张载在去世前一年，终于写成了《正蒙》一书，这是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典籍。《正蒙》中有很多张载的独创思想，正如他在芭蕉诗中所写的，“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发扬是最好的传承，对于圣贤之言，不仅要照着解出来，还要接着说下去。
熙宁十年（1077年），秦凤路守帅吕大防推崇张载的学术承继古代圣贤思想，便向朝廷举荐，宋神宗召其回京任职。此时张载正患肺病，但他不愿错过实现政治理想的良机，便带病入京，然而又遭挫折，辞职西归。
张载在临潼安然离世后，竟无余财成殓，他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料理后事，并护柩回到横渠。大雪纷飞，万物萧瑟，故乡的溪水只是在冻结中安眠，那不是涸竭，只等新的春天，便继续潺湲流淌，风中的枯叶也不因飘落而伤感，那不是凋零，而是归根化土，滋养大地。
张载平生或许没有历经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就像无边无际的沧海一样，深邃而辽阔，雄浑而苍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境界与恢宏目标，为无数仁人志士所铭记与追随，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国为民努力奋斗。（蔡相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