仨兄弟

    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工农业都在“放卫星”，只管放而不管这“星”亮还是不亮、真亮还是假亮。村里的小学生在生产队的场院演出，说快书的孩子也唱“秫秸棵上掰下个大棒子，比了比和我的胳膊一样长”。

    当时，三叔在国营的一个煤矿上当采煤队队长。一日，矿长找到了三叔，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大堆话，总的意思就是，兄弟煤矿接连“放卫星”，受到上级表扬，咱这矿上的其他采煤队也努力了，可就是放不出“卫星”，动员三叔接下来拼一把。如此，三叔带上足够的干粮，在井下接连督战三天三夜，终于因为他的“拼”让这个矿放了第一颗“卫星”，为此三叔成了矿上的好汉，而付出的代价是除了三天三夜在八百米地下督战实战，还包括：长时间处在井下黑夜的环境里，又不懂得必要的健康自保，一升井突然间迎到光明，脆弱的双眼在强烈的刺激下煞时失明…后来，几经治疗，虽有好转，但致九十岁去世，近六十年不得摘下眼镜。三叔身上另有一件异事。在我很小的的时候就不只一次听说，抗战年月，过路的日本鬼子进了村，三叔跑不迭于慌乱间躲到了猪栏里的棚顶上，两个日本鬼子闯进家门四下搜索，并用刺刀由下而上往猪栏的棚顶一通乱戳，可是却始终没能戳到卷缩在棚顶上的三叔。

    在仨兄弟中父亲行二，也是在国营的煤矿上干了一辈子。但比起三叔，父亲欠灵通，属于会大干苦干却不会巧干的那种，直到退休也没有混上一官半职。关于父亲干煤矿的日子，也是从父亲自己那里，我大体就知道下面这些：一是在煤矿上干了二十八年，因为巷道顶板夸落，有一次被埋但命大没死，还有一次把左脚的大拇指留在了井底下；二是长年在井下粉尘浓烈的环境下作业，患上了三期夕肺的职业病；三是上井后到食堂吃水饺要扔“芭”。那时的煤矿生活条件差，上井后得骑国大老远赶回家简单冲洗，手上沾了炭面子，黑啊，捏着水饺的一个角咬一口，捏的那个角就当“芭”扔啦；四是讲矿上食堂菜品有时不好吃，大家伙就数落埋怨，说“清水白菜油漂漂，质量不好价钱高，爱吃不吃”。如此而已。

    大伯有正气，爱国信党喜社会主义，一辈里多半是农民，晚年时享受少许的养老补助。大概的因由，是大伯九岁的时候曾在日本人于“大荒地”开办煤矿上做苦力：嘴里衔一盏麻油灯，肩上套着“袢”，身后拖着装有煤的筐…解放后的早年间，又在国营的煤矿上干过一段时间，几经折腾得到些许养老的补助。也正因为这些经历、这些折腾，大伯深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深信“社会主义好，人人地位高”，于是在六十多岁那年，大伯如愿以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村里的党支部开党员会，小一辈的村支书就对大伯说：大舅哎，你往前座往前座。